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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国十六城 领袖是什么东西呢？ 领袖就不是个东西！ 坐标：西贡，北京，汉城。 曾经，好几个信基督的读者私信问我。 他们不理解，我在越南的时候，似乎很长时间里，周日都没有去教会。 我当然知道应该去，不过我有我的苦衷。 初到西贡，我曾找到过一家新加坡人的教会。 第一次去，敬拜仪式结束后，有人找我登记联络信息。 他自我介绍说，我是这间教会的领袖。 我一下愣住了。 这是我生活中第一次碰到自称领袖的人。 我还是愿意用最大的善意去揣度别人的。 我觉得，可能新加坡人汉语水平有限，直接把英语的leader翻译过来。 他可能是不懂得领袖这个词在汉语里的意思。 接下来的几周，我认识了更多的“领袖”。 教会人不多，领袖却有很多个。 从牧师执事到小组长，都是领袖。 周日的敬拜仪式后，还有例行的“领袖层会议“。 我发现我错了。 我低估了新加坡人的中文水平。 他们知道“领袖”这个词在汉语中意味着什么。 我感到非常不习惯。 张老师从来没有用过领袖这个词。 张老师告诉我，圣经的教导是，人要谦卑，要看别人比自己强的地方，要去服事别人。 这些领袖们却是处处要宣示自己比普通的信众强，虽然这种宣告缺乏理据。 领袖们还对操控人心特别痴迷。 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在圣经里寻章摘句，随意曲解。 最糟糕的是，因为领袖太多，都想控制别人，以至于领袖层内部先闹了起来。 领袖们彼此之间嫉妒争竞，搞得乌烟瘴气。 后来，在北京，在汉城，我遇到了更多的领袖们。 打交道最多的，莫过于郑牧师教会里的小组长，小金。 郑牧师在中国的合法身份是一家韩国商行的驻华代表。 他同时也在一所学院里兼职韩语老师。 当然了，这些都是”遮盖“，因为外国人在中国传教是不合法的。 小金后来和郑牧师闹翻了。 他甚至去郑牧师任教的学院里举报，要把郑牧师赶出中国。 好在学院领导没搭理他。 我当时已经离开北京，听到这个消息也是惊呆了。 我从来没想到，小金这个领袖，能做出这个事情。 事实上，几年前，将军的女儿就因为小金嘲笑我，甚至于轻视我的信仰。 小金当着我的面贬损将军的女儿，背后却追求人家。 当然，他收获了足够的轻蔑。 将军的女儿说，第一次和我见面吃饭时，她就知道小金不是个东西。

 五国十六城 中南海编外听床师的自辩，关于斧头帮的狗崽子们 坐标：北京。 中南海编外听床师，是别人调侃他的。 他曾是正儿八经的国务院干部，在中南海工作。 当年活跃的论坛，早已关闭多年。 按常理估计，听床师应该已经去世了。 人都有自我美化的倾向，我只是转述和记录，不能保证真实准确。 权当一个记录吧。 按照听床师的说法，他是被政治迫害的。 他的罪名，是“三种人”。 他说这是欲加之罪。 文革之前他就在国务院升迁到中级干部，十年之间原地踏步。 说他造反起家，没有根据。 听床师说，他被清洗的原因是得罪了斧头帮二代的狗崽子们，以及护犊子的军头党棍。 八十年代初，听床师被分派参加清算工作。 调查的结果是，斧头帮那些军头党棍的后代，干了很多坏事。 于是就尬尴了。 军头党棍们通过军事政变夺权复辟。 所谓清算，只是给对手扣屎盆子的手段罢了。 没想到查到自己家里来了。 滑稽的事情发生了。 原本罪行确凿应该被清算的斧头帮二代们，安然无恙。 受命参加清算工作的听床师，发现自己成了清算的对象。 他被冠以“三种人”，开除了党籍，发配去烧锅炉。 此后，他进行了十多年的申诉抗辩。 为什么我觉得他的话有一点可信度呢？ 假设他真的有问题，斧头帮那么暴虐的组织，怎么可能容他喋喋不休诉冤呢？ 奇怪的是，那么多年他都不服软，居然毫发无伤，组织对他无可奈何。 更奇怪的是，二代领袖去世后不久，他的待遇就慢慢恢复了。 听床师在论坛上骂人也是毫无顾忌。 当年，在军头党棍失去权力后，他没有跟着风潮，骂那些人的后代“狗崽子”。 倒是后来，斧头帮二代们权势熏天，把国家变成了私有财产。 作为一个被时代抛弃的老头，提到某某二代，他动不动就是一句，“那个狗崽子”。

 五国十六城 虽然很丢人，但是必须要干的事情 坐标：西贡。 我在西贡住的酒店，散客比较少，很多常住客人，非富即贵。 常住客们象是邻居，不说很熟悉吧，起码彼此认识。 我只是因为公司待遇的问题，混入其中而已。 酒店很注重公益事业。 在酒店前台，经常摆放募捐箱，为世界各地的天灾人祸捐款。 因为太过频繁，我也懒得每次仔细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碰到了，直接拿个信封，写上房间号，放点钱就是了。 写房间号的原因是，酒店管理很正规，会记录并报告捐款明细及去向。 一次晚上回来，我看见募捐箱。 那天已经很累了，我没看募捐箱旁边的说明，随手捐了，不多，一百美元。 几天后，晚上回来，看到桌面上一张打印的酒店信函。 就是感谢我捐了一百美元，同时报告了此次筹款的总额。 同样的信，有过很多次了，以往我都是不看的，顺手丢进垃圾箱。 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拿起来看了一下。 我如遭电击。 竟然是捐给印尼的，那里发生了海啸，伤亡惨重。 我一夜没睡好， 我试图说服自己，小事一桩，忘了就好。 我捐的不多，这次活动有一百多人参与。 捐款总额将近五万美元。 要不我说，酒店住客非富即贵，我只是混入其中。 我是图方便，每次放现金。 以前我看见过，有个老住客在放募捐箱的桌子上，填信用卡信息 ，估计是大额捐款。 我没有成功说服自己。 我就是想要回那一百美元。 钱的数目当然不是问题。 我被派驻西贡，算是出差，每天的per diem，公司是直接发美元的。 一百美元，对于当年的我，真的不算什么。 捐了一点点小钱，再要回来，实在是太荒谬了。 而且，这个酒店简直是个熟人社会，这件事情传出去，太丢人了。 最后，我还是打了电话给经理。 经理很诧异。 经理说，我当然可以这么做，不过，这种事情在酒店从未发生过。 按照规定，酒店要重新计算总数，重新分发报告给上百个捐款人。 这是个不小的工作量。 经理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懂中文，喜欢阮秉谦的汉诗。 他试探着问我，是因为1998年的事情？ 我说，谢谢理解，我是中国人，不能捐款给屠杀华人的国家。 当天晚上，我收到了一百美元，在密封的信里，侍者送到房间的。 几周后，另外一个慈善组织在酒店搞募捐，帮助越南北部山区的失学女童。 我捐了一千美元。 这是我挽回面子的方式。

  五国十六城 真相时刻，与牧师分道扬镳 坐标：北京。 郑牧师曾对内蒙古姊妹说，他不知道我为什么恨他。 我从来没有恨过郑牧师。 就连构陷我的越南分公司经理，我也不敢去恨他。 郑牧师所谓的“恨”，就是我没有无条件地服从他，崇敬他。 这个是事实。 我起初是非常尊敬他的，之后呢，越来越疏远。 尤其在我从越南回国，常住北京后，接触越来越多，龃龉不断。 可悲的是，郑牧师不知道反省自己。 也许，他是觉得，以牧师的头衔，反省是自降身价的。 原因当然很多，疏离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如果非要找出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那就是魏公村事件。 本来定好的，那天敬拜结束后，分小组去魏公村发放福音信息的传单。 当年魏公村的环境，怎么说呢，外来人口多，黄赌毒俱全。 教会里本来就是男多女少，小组的安排是两个姊妹加一个弟兄。 当时内蒙古姊妹有事回老家了，我和两个瘦小的女生分到一组。 敬拜结束，马上就要出发了，金牧师突然叫住我。 说是南高丽来了几个牧师，金牧师让我跟他一起去见个面，然后共进晚餐。 我非常不情愿。 发放福音单张，这是早就定下的计划。 郑牧师坚持要我去，当时我还是脸皮薄，不好意思强硬拒绝。 然后是一个极度无聊的下午，听几个南高丽的牧师闲扯，充斥着吹嘘与自我吹嘘。 镰刀斧头帮尚且知道，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虽然只是说说而已，起码价值观是可取的。 就这一点而言，连斧头帮都不如。 晚上的宴请照例是我付钱的。 第二天，我才听说，和我同一组的那两个姊妹，被一个貌似吸毒的男人抢劫了。 损失不大，百十块钱而已。 但是把两个女生吓得够呛，那人手里是有刀的。 我先是惊诧，然后陷入自责，最后是恼怒。 自责，是因为我没有尽到保护她们的职责。 男女搭配，本就是安全措施。 我的缺席，把她们陷入危险的境地。 我止不住后怕，如果她们出了什么事情，我这辈子如何心安。 后怕之后，是恼怒，非常恼怒。 郑牧师从来不参加这种街头传福音的活动，理由是他有更重要的工作。 我也没深想，一贯如此。 可是，那天下午，我知道了，什么是所谓的重要工作。 我悲哀地看到，我的价值观，和郑牧师是迥异的。 张老师向我传福音，我想把福音传给别人，这是我最看重的信仰工作。 郑牧师更象一个官僚，指挥别人去工作，然后把工作的成果都说成是自己的。 他所谓的重要工作，就是和其他官僚搞交际。 我有个同事，迷信喇嘛教，把一个藏区的喇嘛接到北京供养起来。 本来这不关...

  五国十六城 有些事情，只有找了外国老婆才知道 坐标：香港，蒙特利尔。 沈平和我，都有一个印象。 相信大多数在中国接受教育的人，都有这种印象。 英国人坏，种出来鸦片，禁止本国人用，运到中国，既谋财，又害命。 英国人为了贩卖鸦片，发动战争，顺便还夺了香港。 沈平和DEBBIE说起这件事，DEBBIE没有反驳。 隔了一段，DEBBIE整理出了一些资料。 让沈平想不到的是，鸦片在当时的英国，是合法的商品。 鸦片甚至连管制商品都不是，可以象买菜一样随便。 当然是有英国人反对的，不过仅限于道义上的谴责，法无禁止皆可行。 甚至有位首相的妹妹也吸毒成瘾，首相也无可奈何。 至于英国禁止鸦片，那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沈平很诧异。 我也很诧异。 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历史资料是真实可信的。 所以，英国人谋财是真，故意害命则说不上。 另外，让我们感到懊丧的是，DEBBIE如此博学，对中英战争却知之甚少。 她是听了沈平的描述，才去做的功课。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这场让天朝上国颜面扫地的战争，只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件小事。 就像盛唐时代，一个外交官。带着一群乌合之众扫荡印度，中国的史书也是一笔带过。 多年后，蒙特利尔，我和波斯女医生订了婚。 我们都来自古老的文明大国，也都知道本民族文明衰落后的悲惨经历。 我还是颇有些民族自豪感的。 我对波斯女医生说，中国的科学确实落后。 但是，在实用技术方面，中国并不落后，至少在工业革命之前是这样的。 波斯女医生当时没有反驳。 她早年在法国呆过几年。 她找出一些关于法国舞台布景特效的资料，工业革命之前几个世纪。 我实在被震惊了，想不到有那么宏大又精细的设计，让人叹为观止。 我不得不承认，同时代的中国，皇帝再穷奢极欲，也不可能做出这些东西。 而这些，仅仅是取悦国王的小玩意儿。 国王巡游的时候到贵族的庄园里，吃饱喝足之后，饭后消遣而已。 这些和工业革命没有关系，当时使用的动力是马。 我没想到，夜郎自大，可以用到自己身上。

 五国十六城 从大米到茅台，斧头帮的特权无处不在 坐标：广州，北京。 妻子的家族群里在讨论，要不要买“特供大米”。 据说，和中央领导吃的大米，来自同一个东北某地的农场。 作为女婿，我不便插言。 妻子问我，我说，让老人买吧，不要扫兴。 心理暗示也是有效的。 当然我是不信的。 很简单，需要特供的东西，都是产能不足的。 多年前的广州，将军的女儿被带走之后。 她被父亲管着，不敢接我的电话。 我只有一遍一遍拨打。 一边拨打电话，一边喝着将军随从赶我离开珠江宾馆时，给我的茅台。 随从说是将军送我的，感谢我照顾病中的她。 在此之前，我喝过茅台，在各种商务宴请里。 但是，将军送我的，味道很不一样。 我想，可能是因为干喝，没有酒菜的缘故。 我没有多想。 当时我的心绪被思念裹挟，连带那酒的味道，印象深刻。 几年之后，我回到北京，跻身于所谓的外企高管圈子。 茅台的价格已经不是问题，但圈子里一般是喝红酒。 偶尔喝茅台，再也没有当年将军送我的味道。 我没有多想。 一个饭局，做东的是某垄断企业新贵，其伯父是某省委书记。 一杯下肚，那味道立刻唤醒了多年前的记忆。 我对东主说，这酒好，问他哪里买的。 东主夸我识货。 东主让我有空找他，可以送我两瓶。 倒酒时候，我注意看了下酒瓶。 和市场上能买到的区别不大，一眼看去，会认为是一样的。 我仔细看了，有一些细小的特征不同之处。 我当然没好意思真去找他要酒，一面之交而已。 我在北京最豪华的几间商场里寻找。 都是真货，这种地方是不可能卖假酒的。 能让我买到的，都没有那些特征。 我还是买了，毕竟这个时期，茅台的价格已经不是问题。 舅舅来北京办事，顺路看望母亲。 舅舅喝着茅台，说，真是好酒。 我陪舅舅喝了几杯，果然不是应该有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