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生涯沦落史

五国十六城

职业生涯沦落史

坐标：北京,香港，普林斯顿。

那几年，我干得很苦。

一忙起来，就没时间好好吃饭，只有在路边小店里随便吃各种重油重盐的饭菜。

一次正在和客户开会，我突然感觉自己舌头肿了起来，到中午时分，已经疼得无法吃饭。

我在药店买了牛黄解毒丸，忍着疼，嚼碎了，强迫自己咽下去，因为没有水来送服。

药店职员看我的表情都有点惊异。

当年人们还不是那么富有，坐飞机的时候喜欢尝试各种饮料，或者咖啡。

我只要水，而且是不停地要，有几次，空姐直接把大瓶子给我了。

经常从外地救火之后回北京，我只想喝点绿豆煮的水。

她就给我煮，处方还比较复杂，一堆东西，我只认得冰糖。

因为煮得多，她也叫屈媛过来一起喝

说来有趣，她们两个属于根红苗正的西医，可吃起东西来，一点也不排斥药食同源等等各种稀奇古怪的中医理论。

屈媛问我，干嘛这么辛苦，不如换个工作，不用出差，就呆在北京。

她说话几乎象是丈母娘的口吻，“你们也不小了，该考虑安定下来了。”

喝完以后，我回酒店，打车绕路送屈媛回去。

屈媛说，我不用你送，你别回酒店了，就住这里吧，我不会出去乱说的，放心。

她红了脸，赶我和屈媛出门。

屈媛最初也以为我不定挣多少钱呢，知道了我的薪水后，也大呼不值。

我说，再坚持一下。

虽然我不是来自国企的嫡系，但是大老板也给了我一些原始股份。

公司的上市已经是紧锣密鼓，前两年的利润都达标，这一年如果也过关，以前的一切努力就有回报了。

我说，公司上市了，她就不用上班了，辞职跟我去广州好了。

屈媛问我，你一个北方人，那么热爱广州干吗？

我说，广东人可以看香港的电视台，看习惯了明珠翡翠亚视本港，就没法看内地的电视了。

那天，我飞回广州，没进市区，直接从机场去了开发基地。

我穿着拖鞋，改一个几年前的老程序，一边改一边在心里骂人力资源，怎么招了个这么个程序员？

一个函数写上千行，没一点结构，而且充满了各种毫无必要的炫技，简单问题复杂化，真正的复杂问题又没有处理好。

看了几个小时，大概有了眉目，开始动手改写。

沈平当年说我，思维简直象是机器人。作为程序员这是优点，逻辑清晰，可以迅速分解问题。

正写得兴起，基地园区的保安队长急匆匆跑过，对我嚷一句，快去看电视，世贸中心被飞机撞了。

我吓了一跳，以为是广州的世贸中心。

保安队长补充一句，纽约的。

听说不是广州，我松了一口气，继续写我的程序。

干完活回到宿舍，9月的广州还很热，宿舍的空调不够力，温度降得很慢，我就去冲了个凉。

因为写程序导致思维高度活跃，我不想睡觉，就打开电视，却看见凤凰台的画面几乎是静止的，也没有声音，只有远景，一座高高的楼，在冒烟。

我是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人，当时连护照也没有，只是因为工作需要，前几年拿着港澳通行证去香港。

可是我知道纽约的世贸中心，知道应该有两座塔楼。

另一个，已经塌了。

我就呆呆看着电视，心里空空荡荡。

甚至说不上震惊，毕竟，那是在纽约，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很快我就发现，还真的和我有关系。

最直接的影响是，大批订购的设备运不进来了，几个大项目，都被迫延期。

这一年，公司没有达成盈利目标，上市计划功亏一篑。

也许是凑巧，这年以后，通信行业大张旗鼓的建设就停止了，很难再有利润丰厚的项目，都是小打小闹。

公司不仅上市计划泡汤，而且迅速跌入严重亏损的漩涡。

这其实并不意外，当时公司的一切作为，都是以上市为目标，不计代价。

为了包装上市，引入几个什么也干不了的海龟。

刘震和财务部门的小姑娘关系好，他告诉我，养那几个人的钱，够养几十个程序员。

公司开始寻求收购。

香港有个做地产起家的老富豪，老富豪有个儿子小富豪，小富豪不想盖房子了，想搞IT公司。

富豪们哪里有耐心从头做起，缺什么，买就是了。

我被派到香港，给潜在的买主介绍公司的业务。

其实我就在开大会时候，见过小富豪一次，然后就是和他公司的各色人等开各种小会。

我根本记不得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头衔，好在英语环境里不用称呼某某经理，某某总监，莫某VP，一概直呼其名。

我的原始股份变得一钱不值，懊丧自不必说。

经常去香港出差，被迫离开北京，也是很不情愿，因为她在北京。

然而我还是很努力地工作，公司里人员凋零，甚至比不上几年前。

负气出走的北京项目负责人，就是我的前任，还有不负气但也必须走的沈平，还有那些受不了海龟高待遇刺激辞职的，名单上人员在膨胀，却几乎已经无人可用。

我只是老金的下属而已，虽然大老板也赏识我，可就制度而言，我没有给大老板汇报工作的资格。

不过香港人务实，几个回合的交道下来，香港人发现和我沟通最省力气，所以就什么事情都找我。我说我做不了主，他们也不管，继续找我。

我只有转达给老金。

说起来，老金也只是当年跟着大老板从国企出来创业的几员大将之一，和他同样资格地位的，还有好几个。

很快，我开始招惹领导们的讨厌，因为香港人不愿意和这些国企出身的人打交道。

香港人的邮件只发给我，开会的时候要求我必须出席，如果我当时不在香港，他们宁可推迟会议一两天。

会上几个人只和我一个人讲话，把我的领导们晾在一旁。

大老板体谅我的辛苦，时不时勉励几句，可他的亲信部属们，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凌厉了。

北京项目组一摊子事情，南宁方面有事也找我，时不时还得去别的项目组救火，如今凭空又多了一堆香港人要伺候。

忙乱如此，我的脾气也变得急躁，没有办法顾及每个人的感受。

有时候想想又恼怒，你们非要我干，我干了，你们又心里不舒服。

沈平说，我的思维象机器人，所以我能从几万行代码里迅速找出毛病来。

可是，机器人，怎么能和复杂的人类沟通呢？

多年后的一天，从教会回来，妻子抱怨我不和人讲话。

我正在写个小程序，停止敲键盘，说，人类语言太复杂了，你看这种语言，就三十三个关键字，我能运用掌握。

可是，你知道汉语英语法语有多少常用词汇吗？

我害怕我一开口，就犯错误。

说完，我继续敲键盘，在只有三十三个词汇的语言里，我信心满满，游刃有余。

也许，老金就是从那时起，对我心有芥蒂了，即使他那么了解我。不过我毕竟是他的老部下，后来我惹上无妄之灾，是老金通过金夫人通风报信给史丹，才救了我。

我对公司内部越来越多的敌意无可奈何，继续着精疲力尽口干舌燥的生活。

香港人虽然没有明说，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收购完成以后的公司，我将会占据一个很好的位置，而某些既得利益者可能会丢掉舒适的位置。若非如此，我也不会遭到当今管理层的那么多怨恨。

一次在香港的双边会议之后，两边的人员出去吃饭。我因为北京项目有点事情，就回去酒店房间，远程拨号到北京的服务器上改程序。

香港方面的大头目，见我没去吃饭，执意让老金打电话找我。我花了一个小时改程序，他们就点好菜喝着茶等，我到了以后才上菜。

人饿着肚子时候容易生气，这个到如今我连姓名都忘记的香港人，彻底毁了我在公司的前途，在收购计划谈崩以后。

我现在是有点老了，近期的事情记不住，年代久远的，却越来越清楚。

例如，谈判最终破裂的那个晚上。

我清楚记得那天晚上，11点多了，我在酒店房间里给刘震打电话，交代第二天北京项目三期验收的事情。

这个时候，我本来应该在北京。几天前，在香港人的坚持下，老金命令我飞来香港。

老金突然过来，通知我去行政套间开会。

我说，领导你先去吧，我交待完验收的事情就过去。

老金很不耐烦地说，现在放下一切手里的事情，大老板要开会。

我印象里，老金是第一次用不耐烦的口气和我说话。

大老板是个很节约的人，他住的行政套间，其实是给我们当会议室用的。

因为香港的酒店房间，小得令人发指，几个人想开个小会都不成。

我和老金进去时候，发现大家在传阅一张报纸。大老板说，看大标题就可以了。

我看了一眼，除了几篇关于明星的无聊消息，就是一个所谓打工皇帝的新闻

。

香港人对钱的崇拜是赤裸裸的，他们认为有了钱就有一切，他们创造了许多有意思的汉语词汇。

随便一个还过得去的企业主，他的儿女就被称作”太子爷太子女”。

打工皇帝，也是其中一个，指那些在大企业里领取超高薪水的人。

报纸说这个打工皇帝，年薪过亿，在香港工薪一族中排名第几我忘了，总之不出前十。

我不知道他是谁，我的层级，只能是和底下具体办事的人打交道。

他是老富豪派给小富豪的人，因为老富豪还很硬朗，而且老富豪的儿子不止一个，所以不能算是托孤。

也许，还有点监督的意思在里头吧。

总之，他全权代表小富豪和我们的大老板谈判。估计如果谈成了，小富豪就是过来签个字而已。

大老板缓缓开口了。

他说，和这个打工皇帝谈了一整天，毫无进展。

他的要价，被打工皇帝压低了一个亿。

晚上精疲力尽回到酒店，信手翻翻酒店附送的报纸，恰巧看到这篇报道。

大老板说，我不能让我们大家多年奋斗的企业，成为这个打工皇帝的一个业绩，成为他在老富豪面前价值的体现。

所有谈判，立即终止。

我不知道，这是大老板激愤之下的肺腑之言呢，还是老谋深算的某种托辞？

事实是，和香港人的谈判破裂后，公司迅速和一个国产的大块头达成了收购协议，几个月后一切尘埃落定。

相对于和香港人的谈判，这次成交快得不合逻辑。

我成了受害者。

先是公司上市希望破灭，原始股份成了泡影。

然后在和香港人的谈判中，我只是做了被委派的工作，却成了既得利益者的眼中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