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逃亡

五国十六城

十月逃亡

坐标：广州，北京，平壤。

祸从天降的时候我正在珠海度假，住在姐夫的房子里。

她难得有几天假期，也从北京过来了。

当然我们是分开住的，姐夫的房子很大。

我是辞职未遂。公司被大块头收购以后，我又忍了大半年。

等到北京项目的收尾工作完成，我觉得自己也算是善始善终了，于是提出辞职。

这时候却发现我的名字居然列在“关键员工”名单上。

作为收购协议的一部分，所谓的“关键员工”辞职，需要大老板的批准。大老板不批，就意味着我无法拿回当初购买“原始股份”的钱。

老金出来斡旋，让我先休几个月的假。他认为我是太累了，等精神恢复了，还有得商量。

警察到公司找人，要了我家里的地址。

老金连电话也不敢打，溜出公司去自家开的店里找金夫人。金夫人跑到洗衣粉公司告诉史丹，她和姐夫当天下午就驱车赶到珠海，一进门，就要出我的手机，拔出SIM卡，扔到马桶里冲了。

起初我还不肯躲起来，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

几年前，公司拿到广西项目后，从香港购买了一批笔记本电脑，分送给客户的领导们。

为了节约酒店开支，南宁的项目组住在民房里。我是项目负责人，房子是以我的名义租的。

公司在香港买的电脑，用一种“众所周知不用交税”的方式带到广州，然后寄往南宁。

收件人的姓名地址，用了我的。

自始至终，我根本没见过这批电脑。

后来客户方面的一个高层领导倒台，这件事情也被翻出来。当年南宁项目的销售负责人早就离职不知所踪，于是警察根据收货人地址找上了我。

既是走私，也是行贿。

我说，见了警察，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就可以了。

史丹说，进去了，事情怎么解释，就和事实无关了。

这是她的原话，“现在警察是没有你的签字，等你进去了，他们会让你在收货单上补签一个，证据不就有了。”

我又说，那些电脑也不值多少钱。

姐夫说，你不知道警察是怎么算账的。那种型号的笔记本，当时国内的标价是四万元。警察可不管你们公司是花多少钱买的，五十台，就是二百万。

这已经是重大案件了。

我还不服气，坚决不肯躲，要去讨回清白。

史丹气得跳脚。

姐夫不急不躁，先安抚住自己老婆，转过头对我说，“你爸妈养大你不容易，不要坏在鼠辈手里”。

我立即泄了气，父亲早逝，我不能让母亲担心。

姐夫分析，真正管事的警察也不想见到我，他们肯定知道这事和我没关系。不过这是个重大案件，客户方面的很多领导都因此倒霉，当年经办的销售找不到人，必须找个人顶缸，所以也不能轻易放过我。

警察大张旗鼓去广州的公司找人，而我是常驻北京的，其实这就是让我赶紧跑的信号，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真要找你，要你家里地址干什么，手机定你的位置不就得了?”

“警察也是个系统，上头想的，不能告诉下面。咱们现在要躲的，是下面具体办事的警察。”

最后商定，姐夫连夜开车送我去广西。

整个过程，她都坐在一边默不作声。她是骨癌专科医生，见惯生死，冷静是她的习惯。

我和姐夫上了车，回头看，她似乎在抽泣，史丹搂着她的肩头安慰。

就这样，我开始了十个月的逃亡生活。

姐夫把我安顿到朋友的果园，还是不太放心。

朋友说果园的后山有个山洞，很隐蔽。姐夫和我搬了水和饼干过去，叮嘱我觉得不对劲就躲进去。

虽然这个山洞一直没派上用场，虽然事后看来那十个月不过是有惊无险，然而逃亡的恐惧，还是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

最大的改变是，我和她分了手。

她妈妈长期生活在德国，也算是人脉宽广，给她介绍了一个瑞士的医生。

那人对她甚是上心，飞过来好几次。碍于母亲，她不得不见。她说，那人不讨厌。

这是我们认识之前的事情。

她在医院里工作也不开心，很受排挤。

她的顶头上司，是她博士导师的死对头，两个人斗了一辈子。她导师在世时候占了上风，奈何活不过人家。

我们曾有计划，等公司上市股份套了现，我们就结婚，她可以辞职做家庭主妇。

瑞士医生邀请她去阿尔卑斯山里的别墅度假，她妈妈也去那里回合。

当时我已经被文公子解救，正在北高丽效力报恩。当时我心绪灰暗到极点，和她也几乎没有联系。

她在电话上问我，要不要去。

我说，去吧。

她问我，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我说，知道。

我们就这样分手了。

当时的我，万念俱灰，对生活不报任何期望。

我觉得，瑞士医生虽然大了她八岁，也算是年龄相当。

一个在日内瓦有公寓，汉堡有游艇，阿尔卑斯山里有别墅的“不讨厌的人”， 可以给她安稳的生活。

放下电话，我并没有什么肝肠寸断的感觉，毕竟三十多岁的人了。

我只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难受。

我为自己尴尬，尴尬到不想再活下去了。那天，我到处找人聊天，一刻也不敢让自己闲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