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悦一个牧师，是非常困难的

五国十六城

取悦一个牧师，是非常困难的

坐标：北京，西贡。

我和郑牧师的离心离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衣服和手表引起的。

瘟疫蔓延以来，我的体重增加不少。

妻子说，你再不控制，又有很多衣服不能穿了。

我说，以后都是在家上班，我准备把正装西服都捐了。

只留两套，参加婚礼或者葬礼用。

妻子说，舍不得吧，你还是要减肥，可以把衣服再利用起来。

我是个不修边幅的人，却有几套昂贵的正装西服。

一句话，工作需要。

加入咨询公司后，我并没有马上被派去西贡。

前三个月，我基本在打杂。

例如，去大连参加某个项目的收尾工作。

或者，去上海参加某个项目的售前支持。

其实呢，就是试用，虽然我这个级别的员工是没有试用期的。

我的头衔前面是有executive的，但是公司给印的名片却没有。

心照不宣吧，可能是怕选错了人，给公司丢脸。

我这时候已经是职场老油条了，我行我素，完全不放在心上。

三个月后，人力资源总监和我谈话。

所有对新员工的考察条目，公司都很满意，除了一条。

着装。

其实我穿得并不差。

起码，当年几个电信巨头的省公司领导们，没有嫌弃我。

大家都夸我穿西服有气场呢。

总监委婉地提醒我，要注意品牌。

总监还说，如果需要，公司可以提前借支薪水。

我深感不快，马上拒绝了，毕竟工作多年，几件衣服还是买得起的。

事后看，还是草率了。

我问史丹，这个她内行，把姐夫打扮得很神气。

史丹有个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当年也是洗衣粉公司的，廖女士。

史丹隔着大洋听了我的事情，就拜托廖女士带我选购。

我本来打算多买几套的。

我不得不修改计划，只买了两套行头，够换就行。

买完手表之后，皮鞋只舍得买一双。

廖女士用了她的各种贵宾卡，给我省了不少钱。、

其实呢，在深圳广州多年，我知道这些品牌。

只是没想到，有朝一日，这成为了我的着装要求。

我穿戴上全新的行头，带上公司重新印制的名片，飞往西贡。

这次，没有漏掉executive的字样。

后来在西贡，衣服不够换，凯瑟琳又带着我置办了一些行头。

法国女人的品味，大家都知道。

我其实颇有些心疼的，只能强颜欢笑。

去新加坡的时候，家辉的夫人彭春华，也带我买过行头。

顺便说一句，我其实并不确定他们是否曾经登记结婚。

当年在广州一起吃饭的时候，他们之间是以两公婆自称的。

但是家辉去世后，彭春华回国，要替家辉讨回清白，却因为“没有资格代表家属”被拒绝接待。

这个事情以后再写。

离开西贡回到北京，还是工作需要，我必须穿戴着这些行头。

说实话，一分价钱一分货。

那些行头的材质和做工是显而易见的。

那么多钱穿戴在身上，是可以看出区别的。

但是，无论是西贡还是北京，我从来不曾注意别人衣服的品牌。

我也从不注意别人戴的什么手表。

周日的崇拜聚会，我也这样穿戴。

因为我觉得这是尊敬和重视的意思。

可是郑牧师不这么看。

内蒙古姊妹给我带话，表达了郑牧师的不满。

教会里有许多经济条件不好的人，我的穿戴，影响不好。

我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没有多想，这还不容易嘛。

我和内蒙古姊妹抽空去了一趟动物园附近的批发市场，抱回一大堆衣服。

顺便还在莫斯科餐厅吃了顿饭。

郑牧师再见到一身地摊货的我，似乎很满意的样子。

可是，事情很快有了新变化。

几个星期后，周六，郑牧师给我打电话。

说是周日的崇拜，会有几个美国某传教机构的人来。

崇拜结束后，会有“交通”会议。

郑牧师英语口音很重，他要我做翻译。

我很痛快答应了。

崇拜开始前，郑牧师看见我，皱起了眉头。

他责备我穿得太随便。

我是白衬衫黑长裤，自己觉得非常得体。

郑牧师说的“随便”，大概是因为它们来自动物园批发市场。

郑牧师要我回家去换衣服，崇拜就不要参加了。

赶得上“交通”会议就可以。

我的酒店公寓距离很远，我不情愿。

我说，以前那些衣服，不是说太奢侈了吗？让人看到印象不好。

郑牧师很不耐烦，说，你就没有正常点的衣服吗？

这个“交通”会议进行得不太顺利，来客的观点，和郑牧师有很多分歧。

郑牧师在讲台上一贯说一不二，很不习惯来客居然要坚持自己对圣经的理解。

自然，来客也没有把郑牧师的教会，列入资助名单。

郑牧师很不高兴，对我这个翻译也很不满意。

我也很不高兴，因为没法确定到底什么才算是“正常点的衣服”。

郑牧师的标准，是一个移动靶，根据他的需要和心情，随时变化。

取悦一个牧师，是非常困难的。